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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66年北大的一对华表为何没被砸毁?

青衣仙子 2021-12-25


北大往事






郑克中是1964年考入北大俄语系的,只读了两年书就开始了文化大革命。1966525日,当聂元梓等七人贴出大字报时,他和同班的几个同学是持反对态度的。因为不了解大字报的背景和内幕,仅从内容判断,主要矛头是指向当时的北大校长陆平的。大家认为这是将工作中的人事关系矛盾扩大化、政治化。

 

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一贴出,反击的大字报立即贴满了校园,当时的认识是:反对陆平就是反北大校党委,反北大校党委就是反党,反党就是右派。为了表明自己的立场,郑克中几个人决定也写一张大字报,并于26日晚贴到了学三食堂里的墙上,题目是《质问聂元梓们:想干什么?》。没想到61日晚,风云突变,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了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,将其称为“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”。听到消息,几乎所有的人都懵了,大家这才意识到,事情并不单纯,聂元梓的背后定然有人撑腰。

 

回过神来之后,郑克中等人忽然想到学三食堂还贴着他们围攻聂元梓的大字报,于是赶紧去撕。没料到却遭到看守大字报校友的坚决阻止,好说歹说,在确信大字报是郑克中几个人写的之后,才勉强让他们撕了。第二天,整个校园反对聂元梓的大字报就几乎销声匿迹了,原本像郑克中这样的“保皇派”(保陆平)一夜之间都摇身一变成了“造反派”。

 

过了一段时间,在“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”上签名的七个人互争“贡献”大小,又传出大字报不是聂元梓写的,是别人写完后,她在大字报最后面添了两句口号。因为她是哲学系党总支书记,官最大,所以署名排在了最前面。

 

北大乱了套,课也不能上了,接下来就是揪斗陆平和各系主任、书记、反动学术权威,开始了打人、戴高帽游街、抄家。618日,西语系一帮人在38楼楼前把系副主任严宝瑜、团总支书记赵云阁等人揪上台阶,给他们扣上纸糊的高帽子,当众羞辱、殴打,有人将厕所里盛便纸的纸篓扣在他们的头上,从上往下浇墨汁,还把严宝瑜从六七级高的台阶上踢下去。严宝瑜毕业于清华大学英语系,精通英、德、法多种语言,当过云南王龙云的翻译。平时气质儒雅,衣冠楚楚,突然间遭此奇耻大辱,情何以堪!

 

当年99日成立了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,11日选举校文革常委和正副主任,聂元梓取代了陆平。接着各系也纷纷成立了系文革,取代了原系领导。10月的一天,郑克中收到了父亲的一封来信,告诉他自己已被打倒,寄给儿子的钱是最后一个月的生活费,全家已被遣送回农村老家接受改造,信是在路途中发出的。郑父告诉儿子,如果能在北大待下去就待下去,如果不能就自己另想办法。这消息如五雷轰顶,一下子就把郑克中打击得浑身瘫软,脑子一片空白。

 

郑克中把这件事告诉了好朋友岑万洪,岑是俄语系文革会成员,出身好,人很善良。他安慰郑克中别着急,说他向系里汇报后就去找聂元梓。过了几天,岑告诉郑克中,聂元梓已经批了,每月发给他十七块五的助学金,并转告郑克中与家庭划清界限,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。当时北大助学金的最高标准是十九块五,只有真正来自农村、出身贫下中农的学生才能享受,郑克中能领到十七块五的助学金,是做梦也不敢想的。

 

就凭着这每月十七块五毛钱,郑克中在北大坚持了整整四年。每月除去十五块五的伙食费,还剩两块钱零用。后来学校规定,节余的饭票可以换钱,郑克中有时就不吃早饭或晚饭,这样每月还可以再省出四五元钱买点生活必需品。

 

郑克中后来才知道,父亲的罪名是“走资派”和“混进革命队伍中的阶级异己分子”。他被押送回乡之后,乡里曾派人到北大找到聂元梓,要求把郑克中也弄回去接受贫下中农的改造,理由是富农家的狗崽子,怎能在北大读书?聂元梓拒绝了他们的要求,聂说,家庭和本人是两回事,只要和家庭划清了界限,就是革命同志。那几年,郑克中一直不敢回家,他知道,一回家就可能回不来了。

 

1966年夏天的一个下午,校园里的大喇叭忽然传出聂元梓的命令,说从清华大学附中过来了一批红卫兵,要来北大“破四旧”,喇叭里号召北大红卫兵紧急奔赴西校门,去保卫校门口的两只石狮子和院里的一对华表。大家紧急出动,手拉手把华表围了起来,在那里整整坚守了一下午。后来清华附中的红卫兵见北大人多势众,没敢来砸。北大西门院里的那对华表与天安门前的那对华表是一样的,是北京仅有的两对华表,无比珍贵。清华大学门前的石牌坊和狮子就是在那时候被砸毁的,北京其他地方的古迹文物罕有能逃过这一劫的。唯独北大的华表和石狮子得到了保护,文革中红卫兵挺身护卫“四旧”,这在当年大概是绝无仅有的一例。


北大华表原置于圆明园安佑宫,燕京大学建校时移此

 

1966817日,毛泽东为北大校刊题词“新北大”。819日聂元梓召集成立了北京大学红卫兵组织。后来有一些人反对聂元梓,北大红卫兵出现分裂,形成了“新北大公社”和“井冈山”两个组织。两派彼此武斗,开了全国武斗之先河。

 

打人、拘禁人的事不断发生。许多人被隔离审查,不堪忍受屈辱而自杀的人多了起来。俄语系朱耆泉老师被关在郑克中住的那一层楼,一天清晨只听到窗外“咚”地一声闷响,然后就有人喊:“有人跳楼了!”郑克中打开窗户向下一看,只见楼底下蜷缩着一个人,腿还在抽搐着,鼻孔和嘴在往外流血。朱老师是南方人,却长得十分高大,白白胖胖的,他教公共外语。朱老师除了出身是资本家,他其实没有什么问题。

 

俄语系遭遇最惨的是田宝琪教授,他当过民国政府驻阿富汗使馆文化参赞,1949年拒绝去台湾,绕道香港回到了大陆。文革开始没多久便被隔离,他的爱人、弟弟、弟媳都死了。爱人是上吊,弟弟是割喉,弟媳是投水。一天早晨他被专案组叫醒,田先生呆站在那里,嗫嚅着说:“他们自杀是……自绝于党和人民……我,我一定和……他们划清界限……”

 

大约是19688月中旬,听说邓朴方也遭遇了不幸。他是从42号楼五楼跳下去的,这座楼在郑克中住的40号楼的右边。十多天后的一个晚上,岑万洪走来对郑克中说:“邓朴方摔伤躺在医院里没人管,校革委会让各系轮流去照看,每个系两天,咱们系没有人愿意去,要不明天咱们两个人去吧。”第二天一早,岑万洪和郑克中两人来到北医三院,在三层楼走廊的一个拐角处看到了邓朴方。因为医院不肯收留他,所以把他搁到了走廊里。虽然同在一个学校,郑克中对他也只是闻其名未见其人。第一眼看到邓朴方,郑克中发现他的眼睛中似乎有些无奈与茫然,大部分时间,只是呆呆地望着天花板和墙壁,不说一句话。从他身边来来往往的大夫和护士,没有人愿意看他一眼,好像他是一位传染病患者,避之惟恐不及。一位护士交代我们,每隔两个小时给他翻一次身,怕生褥疮,然后就是接一接大小便。

 

岑、郑二人小心翼翼地试探着和邓朴方说话,出乎意料,他没有拒绝。谈话中得知,医院没给他做手术,也没进行任何治疗,能收留他就已经是发扬了“革命的人道主义精神”了。问他为什么要走这一步,他说班里同学全都不搭理他,没人去看他,被关起来之后,有的只是不停地让他交代和揭发他父亲……

 

问他今后打算怎么办,他说医院撵他出去,过几天他妹妹来接他。听得出,他的话语里充满了后悔。多年后郑克中才从报刊杂志上知道,他从医院出来先被接回北大校医院,后来被送到清河福利院,吃了许多许多的苦头。

 

1968819日,首都工人、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北大。清理阶级队伍时,俄语系还有一位被称之为“台柱子”的龚维泰先生自杀了。他的自杀令许多人背地里唏嘘了好一阵子。他曾在苏联留学八年,学过许多不同专业,业务水平很高,但个人生活能力又非常之差。高年级的一位同学向郑克中讲述过龚先生的一件逸事。说有一年夏天,烈日当空,气温非常高,龚先生来教室给学生上课却穿了一件大雨衣,真的是挥汗如雨。一些女生心细,课后尾随其至住所,发现了一个秘密。原来龚先生穿衣常用“比较法”,衣服穿过往床底一塞,经常忘记洗,需要时再拿出来比较一下,哪一件稍干净就继续穿。那天比来比去,实在没有可穿的了,只好赤身穿上雨衣去上课。此后同学们就经常去给他洗洗衣服。凡听过龚先生课的同学都知道,听龚先生的课不仅是学知识,更是一种语言文学美的享受。他爱摆弄收音机,和一些朋友聚会常唱苏联歌曲,因此被怀疑在搞裴多菲俱乐部,是苏修特务。隔离审查时,他躺在教学一楼水泥地的草垫子上,晚上用夹在《毛选》里的刮胡刀片割断了颈动脉。看管他的人背对着他打盹,等发现脚下出现一滩血迹时,龚先生已经断气了。龚先生四十多岁才结婚,结婚不到三年就死了,据说妻子已怀孕七八个月了。

 

文革已经过去了50多年,今天的中年人,对那个时代所发生的事已经淡漠,更不用说青年人了。但对过来人而言,回忆仍然是痛苦的。现在看来,聂元梓不过是那场悲剧中的一个角色。假如没有聂元梓,会不会出来什么张元梓、李元梓呢?


作者:郑克中《北大二三事》

改写:尔新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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